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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委託沃草主辦的中正紀念堂轉型社會討論計劃-願景工作坊，在12月3日的第一場請來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黃春蘭，發表她對轉型正義的看法。黃春蘭父親是牙醫師黃溫恭，因為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被抓捕後被槍決。黃溫恭原本罪不致死，法官本來只判15年，但呈判時蔣介石大筆一揮，變成「槍決，其餘如擬」，黃春蘭說，每次只要去到「中正路」就讓她不開心，公然迫害她父親的人物，不能繼續存在在公共建設的名稱上。

但在本系列12月10日的第二場願景工作坊，外界只注意到了藍營的激進組織藍天行動聯盟帶人鬧場，卻沒有注意這一次座談會有非常感人的一幕。1955年一江山戰役中力戰到最後，壯烈殉國的國軍指揮官王生明將軍，哲嗣王應文先生到場，闡述了他自己的心路生涯與對過去的統帥蔣介石感情。由於王先生的外型溫文儒雅，說詞通情達理，表述立場的方式溫柔但態度堅定，面對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更十分清楚，也很快贏得了在座年輕台獨支持者的敬重。

中正紀念堂轉型如果勢在必行，那應該怎樣轉才能符合大多數國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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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大忠門。（ 陳明仁攝）

以中正紀念堂現有的展區與配置，在轉型正義的路途上若能以最小的成本與最低的社會代價，獲得最大的效應，應該是仿效德國柏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博物館，DDR Museum」，該館完整地展覽東德時期的歷史記憶。而將中正堂改為收納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全面性生活風景的，「動員戡亂時期博物館」，這可能是已經劇烈被撕裂的台灣社會最可能被接受的方案吧？

從1948年5月中華民國面對國共內戰的戰局全面逆轉，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全面進攻以摧毀國府統治時，抗戰勝利才不到三年的民國又得開始進入戰時體制。行憲才幾個月的國民政府被迫開始動員戡亂時期，實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仍不能抵擋住半年後三大決戰的失利。被迫退守台灣以後，面臨中共解放台灣的巨大軍政壓力，而將原定僅實施兩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被無限期延長。一直到了1991年，台澎才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下的準戰爭狀態，金馬更是到了1992年才解嚴。

在這段戰爭與準戰爭狀態中，台澎金馬的人民確實嘗盡了艱辛，不該被忘記

因此在這段歷史的收納與重現的過程當中，我們不但要看見黃春蘭悲黃溫恭的眼淚，也要聽見王應文哭王生明的至痛。這段歷史中值得紀念的不光是李萬居或陳智雄，因為當時的受難者本非以省籍為限。在這樣的準戰爭狀態下付出人生盡毀慘烈代價的，即使在國民黨遷台集團內也不乏其人。那段血漬斑斑的畫卷上還應該出現的，是只因領袖一句話就被迫半生監禁的孫立人與張學良，是張敏之與渡海避秦的近萬名山東師生所付出的鮮血與自由，是奠定了台灣地方自治基礎為現在的民主憲政做出巨大貢獻，後半生卻被迫流亡美國的吳國楨，是創造了統一發票與愛國獎券奠定台灣公共財政基礎，卻因為得罪太子，而被下獄的任顯群。

甚至就是在那血與火的61小時一江山戰役中，最終在孤島上力盡被俘的守軍，後半生活的卑賤如豬狗一般的，副指揮官王輔弼以下四百多人，也從未像王生明那樣被台灣社會記得。戰後幾十年他們的存在長期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否認，只因為他們不能見容於全體守軍皆玉碎的彌天巨謊，這難道不是與白色恐怖同樣卑劣可惡的國家暴力？這也是為了保衛台澎金馬免於赤化所做出的偉大犧牲，他們委屈的靈魂難道不值得被這個殿堂所收納？

在這個遠遠容納不下千萬人生命記憶，充滿喧囂聲的短淺台灣社會，如何紀念並重現與回顧那個無數台灣人複雜心情與生命記憶，確實沒有一個比中正紀念堂更合適的場所。在這裡當代的人們所要理解與認識的，並不是當時的執政者與執政集團有多可惡，而是只要原汁原味地呈現，洗鍊出動員戡亂時期下的簡單與複雜的故事，全都還給他們本來最純真的面貌即可。因此文物與知識收藏務必要全面，但是價值取向的觀念判斷則避免說教，應盡量留給參訪閱聽者自己做出結論。簡言之，這所博物館應該是一個教育人的機構，而不是審判人的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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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5日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顏麟宇攝）

在轉型正義的路途上更要不斷求問的更應該是，這場為時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是怎麼來的？在當時可以避免嗎？當時執政者的做法合於比例原則嗎？這都是在轉型以後的新博物館應該要促使閱聽者發想的。在整個地緣政治的理解上有充分的認識，才有可能繼續討論蔣介石與國民黨應負的責任。

在戰後地緣政治與權力競逐的大洗牌當中，處於冷戰對峙前沿的台灣人民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雖然準戰時體制的噩夢難免。但在世界性冷戰架構初期在我們的北方爆發了韓戰，在冷戰體系即將緩和時，我們的南方又爆發了越戰。在東亞地圖上從南韓釜山到南越西貢（今胡志明市）畫一個弧，那麼台灣很明顯的就在劫難逃地落於這條弧上，這就是當年革命與反共兩方，陸權與海權爭霸而爆發激烈鬥爭的最大推進線。身處於這必爭之地，戰爭沒有發生在我們的本土，以至於也未出現千萬倍於王生明與黃溫恭的孤兒寡母，相較於兩韓與越南在同時期數百萬人的死事，已經是台灣人民的幸運。

而動員戡亂時期所發生的往事也未必全都是令人悲哀與憤怒的，土地改革、地方自治與九年國教，使得耕者有其田，還可以選自己頭上的父母官，而且充分獲得經營自己人生所需要的知識。這都是台灣四百年來的大事，因此引來無數的悲歡離合，不也應該要被如實記錄嗎？至於十大建設、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的歷程，發展型國家的利弊究竟如何，仍待新時代台灣人不斷的追尋與扣問。但那些究也是改變台灣人民對人的作用與價值的認識，難以估計其作用的劃時代新事件，也都應該被銘記。

現在還不是那麼急著武斷地對蔣家統治做出價值取向評價定論的最佳時機，讓我們先充分吸收認識動員戡亂時期留下的知識系統與歷史教訓，等迷霧散盡再來決定前進的方向吧！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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